有人说人生像升级通关,步步争步步升;有人说人生像角色扮演,面面俱到方能成。但在我们医药健康记者眼里,人生就像玩纸牌——发牌的是上帝,不管什么样的牌你都要接着。
(健康时报记者 董蕊)有人说人生像升级通关,步步争步步升;有人说人生像角色扮演,面面俱到方能成。但在我们医药健康记者眼里,人生就像玩纸牌——发牌的是上帝,不管什么样的牌你都要接着。
我们见过一出生就心脏外露的婴儿,见过浑身斑点的幼童,见过重度烧伤的,见过肿瘤等死的老人……似乎面对疾病侵袭,没有谁能够与上帝讨价还价。 今年6月,记者在随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调研了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后发现:在祖国的南境有一些平凡如常但又注定与众不同的医务工作者,正在努力与上帝玩好“命运”的纸牌游戏。他们似乎可以打破“人生纸牌”的戒律。
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有6种不同作用机制、超过39种抗病毒制剂应用于临床抗HIV治疗,坚持早期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也会大大降低并发症风险,有机会和普通人活得一样长、一样好,但是确诊艾滋病,依然是很多人生命之光熄灭的时刻。
“确证阳性的那天下午,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单位同事,也是我平时玩得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没有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圈子本身就是高危群体,我身边就有感染者,所以我不是很难接受。这个同事也知道我是男同性恋,我们平时无话不谈、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她能理解我并且会安慰我。可是第二天去单位就发现,我的东西包括椅子全被丢了,办公室一股浓浓的84消毒液味道。当时我就懵了……”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接触,包括和艾滋病患者/感染者一起吃饭、洗澡、拥抱、共用马桶、共喝一杯水等并不会传染艾滋病。并且只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坚持抗病毒治疗,当其体内病毒数降低到一定程度时,便不再具有传染性,但是艾滋之毒依然猛于虎,2011年的电影《最爱》里没人敢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喜糖,现在也依然有人介意与艾滋病人相处。
这里累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存活数排在全国前列,每年新检测发现的感染者在10000例左右;这里缩影着艾滋病所有的流行方式:从吸毒传播到桥梁人群暗娼性传播,再到家庭传播(包括配偶传播、母婴传播);这里曾经是中国艾滋病发现最早、疫情最重、防控最难的地方。这,就是云南。
从1989年发现首例本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云南省用28年的时间把自己从艾滋重灾区变成了艾滋防治的示范区。
感染者小建来到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时才23岁,却已经是病入膏肓的患者。“外面的医院都不要我。”小建的话令人心酸。
一般的医院确实不敢收小建,不仅因为艾滋病毒棘手,还因为他的情况真的难得挽回——艾滋病毒冲垮了他的免疫系统,让小建患上了恶性淋巴肿瘤,肿大的大腿根已经比腰还粗。好在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来者不拒,给了小建一份希望。
云南省关爱中心副院长李田舒说:“作为全国首家省级艾滋病关爱中心,又云集了十多位全国知名的艾滋病诊疗专家,还是云南省艾滋病临床治疗技术指导中心,我们有实力、有责任承担起关爱每一位艾滋病患者生命的任务。‘关爱生命、精益求精’是我们的院训。”
小建入院后,省关爱中心感染二科最有经验的专家在为小建反复尝试治疗方法时,医院关怀部的心理治疗师们也开始注意小建和家人的情绪。
“病情太重、时好时坏,小建与母亲都快丧失的信心。两人都有一些心情想对对方表达,但都不知道如何表达,就都淤在心里、郁郁寡欢,治疗的积极性逐渐降低。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关怀部的心理咨询师杨根告诉记者,他们医院的关怀部是国内医院为数不多的专门为疏导艾滋病患者、家属甚至医生不良心理情绪成立的部门,其职能就是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帮助医生减轻职业压力和倦怠。
很快,杨根对小建分别进行了心理疏导和心理关怀,同时帮他们向对方表达了此时内心的感受与平时羞于出口的爱与接纳。小建告诉妈妈“这次我觉得真的凶多吉少,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会努力坚持。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妈妈告诉儿子“虽然结果可能不乐观,但妈妈还是会一直陪着你,你不要怕,相信医生,更要相信自己。”
就在小建终于放下心中顾虑之时,治疗的奇迹也出现了:小建的炎症减轻、肿大的淋巴逐渐缩小。四个多月后,小建顺利出院。
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难熬的时刻不是发病,也不是与家人产生分歧,而是等待检验结果。得知检验结果后,浑身筛糠的有之、当场下跪的有之,那种躺在命运的轮盘上等待上帝出牌的感觉,没有人想经历第二次。
我国目前的艾滋病确认检验多为免疫印迹法(WB),即对初筛阳性的人群用WB进行确证。不过这种方法需要实验室条件支撑,并且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且价格昂贵(每份试剂需要175元,每次试验需要设置3个对照)。有确证实验室的地区,最快可以做到第二天出结果;无确证实验室,需要运送样本至州(市)疾控中心检测的地区,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拿到结果。而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支离破碎的,还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放弃结果、直接脱失,为自身健康和社会安宁埋下隐患。
但是学界逐渐发现,其实几滴血、几种不同快速检测试纸、30分钟以内同时出的检测结果就能具有同样的准确性。世卫组织在1992年就提出“快速检测替代实验室检测确证艾滋病”的可行性。
到了2004年,中国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也提出,在一些重点人群中可以使用快速检测替代策略进行艾滋病确认。次年云南省疾控全国第一家在省内对吸毒人群使用替代检测并进行评估,结果是一致率很高。时隔十年,2015年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中国项目在与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国家参比实验室合作基础上,推动国家出台《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修订版)》时,明确提出可以使用3种酶法试剂、3种快检试剂、酶法快检试剂组合任选替代HIV确证实验室检测。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云南随即在全省16个州(市)对替代策略进行评估,对5888份初筛阳性样本进行的平行对照结果显示,4种快速检测和蛋白印迹检测的符合率在100%。
2017年12月,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率先在国内下发《云南省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试行)》,正式确定4次快速检测替代实验室确证检测策略。2018年,云南将有50%初筛阳性的样本(5000多份)由快速检测替代完成。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省防艾局局长陆林告诉记者,云南94%是山区,2017年的艾滋病检测人数超过1500万。快速检测能够帮助工作人员更好、更快地完成检测工作,同时实实在在地节省经济成本。平时不断有实验室反映“设备又坏了”,新建实验室也需要费用。伴随着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多,防艾经费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开展四次快检替代后,一年可以为云南节省500万元的确证试剂和样本运转费用,总共可以减少4750万元的设备配置费用。
“云南曾是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也是中国防治艾滋病的主战场,但我们本着积极、稳妥的工作原则,敢于正视、敢于创新,化被动为主动,才有了四次快检替代策略的第一时间落地。其他的突破与创新还有建立中国第一家省级艾滋病关爱中心、率先成立防艾局、初筛阳性实名、单阳家庭的配偶告知、婚姻登记和孕产妇的HIV筛查、跨境婚姻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和母婴阻断等等。表面上看是一个个创新的政策,背后其实是艾滋病防治人员认真、负责、尽心尽力的工作。有的地区工作人员做母婴阻断,为了不暴露感染者,是开着私家车去送奶粉,并且还不进村,只是相约在一个地方交赠。”陆林介绍,通过三轮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全省80%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被发现,减少了新发感染3.66万人,阻断母婴传播2697例,艾滋病流行得到有效遏制,报告人数连续四年下降。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省艾滋病治疗覆盖率达82.5%,累计为99600名HIV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治疗成功率达94.5%,艾滋病病人病死率降至3.2%(其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病死率下降至1.8%),艾滋病母婴传播率降至2.8%。
“云南的防控策略中国领先,亚洲领先,全球领先!”这是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2016年在云南德宏州考察时对云南防艾工作的评价。
如果说疾病与健康是上帝随手抛给人类的纸牌,那么艾滋病绝对是王牌中的王牌,制衡凡人的命运。但是还好,我们身边总是不乏勇于与上帝玩纸牌的人,从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的真实人物、艾滋病患者罗恩·伍德鲁夫到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再到此次记者云南行遇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们,这些勇者时空跨越却都砥砺向前,只为再多挽救一些生命,宣告人类健康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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